而这些恶官劣商之所以能够如此做，是因为体制给了他们很大的操作空间，而基层民众却无合法有力的渠道保障自己的利益（农民没有农会、工人也无法依靠工会）。

第二，房产税征收，是在保有环节评估税基之后年复一年地实施。在国际上无五级分税的任何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中国在1994年的时候在各个省试验，希望能形成五级分税的层级，但实践证明行不通。

这两大制度特征就使其具有了国际上可比较的不动产税、房地产税或在美国所谓的财产税的特征，在中国它将成为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第一位的改革任务。中国必须建立财产税制度，市场经济需要合理的财产税制度框架，这涉及到全局性的配套改革问题。它引入两个非常关键的制度因素：第一，对于一部分消费住房也要征收房产税。但具体来看，并没有形成规范的分税安排。那么每隔一段时间重评一次税基，就是其财源建设实际套现的具体机会，与发展当地经济社会诸事项的战略目标相内在配套的财源建设问题，就能得到基本解决。

而在财权中最本质的内容，是税基的合理配置问题。财政层级扁平化市场经济需要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在合理的政府层级前提下，使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的事权和一级合理的财权。从历史数据分析和实践研究的结果都表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物价稳定等宏观政策及经济变量指标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因此，从当前看到长远，今后在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调控水平已有长足进步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强化和优化全周期的宏观运行与货币流速预测能力、市场预期引导管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提高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突变型通胀、通缩的能力。二是针对货币流通速度陡变的情况，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如何进行预先的和应急的适度调整，以利于减少陡升型通胀或陡降型通缩的负面效应。理论界曾较广泛较充分地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趋势，但对于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的诸多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目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似处于一个非渐变、非常规的特殊时期，相关不确定性因素一旦演变为确定性的组合，很可能产生经济运行中的某种临界转换点，并可能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调控带来挑战。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至少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变化的情况下，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适用程度。此外，应总结我国市场预期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经验，提高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突变的宏观预测与调控能力。

在这些年份中，1990年、1991年、2009年则对应着货币流通速度的陡降，尤其是2009年货币流通速度的降幅达到1978年以来的峰值，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陡降型通缩的一次典型表现。而常规幅度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对应的可能是通货紧缩，也可能是正常的物价水平，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巨幅下降，当年或随后一年所对应的必是通货紧缩。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和价格稳定目标的实现程度。 货币流通速度是联系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价格稳定的重要变量。

这8个年份是1985年、1988年、1993年、1994年、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稳物价 货币流通速度 。一是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趋势由以下降为主，转变为有升有降。从年度变化数据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不是匀速的，有8个年份还存在小幅回升的情况。

在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的时期，货币流通速度通常表现为较稳定的渐变，但从经济周期的全程表现看，货币流通速度有时可能发生急剧、骤然的变化，这种突变、陡变，往往与经济周期内不同阶段的转换及转换点的不稳定状态相联系，与严重的通胀或通缩相联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实际上已形成了可称为市场预期管理和应急管理的调控经验。

历史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总趋势中，可观察到货币流通速度陡升与通货膨胀具有同步对应关系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

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其相配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为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消费尽量平均。那么，一国的财富由什么决定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内在的制度财富更重要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作行政诉讼的权利。

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其他消费。金融创新解放消费潜力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候的收入。

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

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用多个员工、装修店铺。

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多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跌，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的另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再过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

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比如，在一个二线城市一套90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000元。

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是无形的。

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富 。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如果要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

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800千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200元收入，这显然有力于内需的增长。良好的机制激励财富创造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省思。

我们可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

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不去消费。